[摘要] 严苛的户籍制度，为何还会出现“房姐”这种多重身份的人呢？谜团尚未完全解开，山西长治公安局副局长樊洪伟，似乎要刷新“房姐”手持4户口的纪录——有爆料称，樊副局长竟然先后拥有8张身份证。
中纪委官网晒出安徽省查处违反八项规定成绩单。去年3月份以来，安徽在全省党员干部中开展了多占住房和违规建房问题专项清理。全省1035775名干部填报了308708套房地产信息。对此，有网友调侃：人均0.3套？难道官员都群居？
百万安徽官员填报了30万套房产，这个数据的确是令人难以置信。果真如此的话，安徽7成官员都是“无房户”，算得上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“人民好公仆”。难怪有网友要调侃：建议给他们分套住房，三家领导挤在一起住多不好。
安徽官员“人均0.3套房”现象并非个案，暴露的是当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缺陷。官员房产填报过程中出现的房产“缩水”原因有二：一是官员刻意瞒报，二是官员房产早已转移到他人名下。
正所谓“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”。难怪坊间有“宁可相信白天撞见鬼、绝不相信中国官员那张臭嘴”的说法。的确，欺上瞒下是某些官员的强项。比如，在“数字出官”的背景下，不少官员就热衷于玩数字游戏。2013年各省市自治区GDP的总和，竟然超过国家统计局核算的GDP总量2万亿，这一数字是甘肃省GDP总和的3倍。少数地方官员甚至在统计GDP时玩“双轨制”：摆政绩是一个数据，向国家要补贴是另一个数据。房产申报不仅事关官员形象，也事关官员前途命运，在房产填报上动手脚，对于某些官员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。
2012年被曝光的“房叔”蔡彬，时任广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，2011、2012年均申报其本人持有房改房一套、儿子持有自建房一套，实际上全家却拥有20多套房产。而被称为“房婶”的广州城建系统退休干部李芸卿也未如实申报房产数据。
至于官员房产转移，也非空穴来风。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，住房信息联网呼声日益高涨，前不久出台的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(2014-2020年)》明确提出，2020年之前要实现住房信息联网，推进部门信息共享。广东某市一位国税局官员向《华夏时报》记者透露，他的房产已处置完毕，名下只剩一套房。这位官员认识的很多官员，也已陆续通过各种方式将房产处置，有多套房产的官员会卖掉大部分，或者更名转移，留一两套。更有甚者，有些官员甚至把房子转移至相熟的人代持，通过这种隐蔽手段，财富实际还控制在自己手里。
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当官就不能想着自己发财。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，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，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，“官”“商”交往要有道，相敬如宾，而不要勾肩搭背、不分彼此，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。李克强总理也说过，自古“为官发财，应当两道”。既然担任了公职，为公众服务，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。
廉政建设需要广大官员的自律，更需要法律与制度的约束。官员瞒报甚至转移房产，让房产申报制度形同虚设。必须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。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要让官员财产申报回归其反腐功能，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。
一、财产申报制度设计应该更加完善、更加科学。比如，官员不但要申报个人财产，还要申报家庭成员财产，包括其直系亲属甚至前妻（前夫）的财产。再比如，继存款实名制之后，要加快住房信息联网，为纪检监察部门查案办案提供依据。
二、要加强社会监督。官员入职、升迁都必须先过财产关，如实申报财产并向社会公示。房子不像巧克力，吃下去会无影无踪。官员处理房产总会留有蛛丝马迹。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作为，加大对官员财产申报信息的核查力度。要查一查官员的财产和其实际收入是否相吻合？凡事只要动了真格，相信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好猎手的。
第三，要依法追究责任。官员虚报财产，不仅是品德问题，也涉嫌违法。现行的统计法规定：地方人民政府、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、单位的负责人有“自行修改统计资料、编造虚假统计数据”行为的，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，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通报。早在2006年10月，我国就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》，这也是实施财产申报制度的基础法律文本。有识之士呼吁，应加紧制定“公务员财产申报法”。在反腐败斗争进入深水区的今天，制定“公务员财产申报法”，并依法追究官员在财产申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显得尤为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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